查屏球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前沿讲坛第十六讲

    2018年12月24日上午10点，在海滨红楼15栋104会议室，中文系（珠海）迎来前沿讲坛第十六讲《从科场明星“白舍人”到中隐官场的“香山居士”——唐宋转型背景下白居易形象的转换》。主讲人查屏球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韩国釜山大学、日本九州大学特聘教授，主治唐代文学、古典诗学及古典诗学教材史，近期关注唐宋经典与东亚近世文化共同体的问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本场讲座由本系屠友祥教授主持。

    查教授首先以《酉阳杂俎》中的一则故事引出此次讲题。荆州葛清自脖子以下尽以白居易诗为刺青，被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大量记载显示白居易在唐代士人尤其是民间最流行的称号是白舍人。查教授另举宋人记载及明代话本的记载，说明宋明时期流行的均不是这一称号。进而以此讨论白居易形象在唐宋的变迁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唐宋变革。
    舍人在唐代地位特殊，乃“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掌奏表章，只有最有文采的人才能担任。“舍人”一职，既是对其诗才的官方肯定，这一称号的流行，也显示当时民间及士人对其文采的崇拜。“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长恨歌》、《秦中吟》等诗篇的流行，使得白居易被时人认为是诗家妙手。而白舍人的流行，也和白居易是科场达人有关。白居易连试连中，制举也高中，他科举的文章《性习相近远》等在新进士中间竞相流传，使他成为元和流行文化中的科场明星。诗家妙手、科场明星，是当时流行文化追逐的热点，流行文化对“白舍人”的广泛流行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可谓是白居易前半生的形象代表。

    如果说白居易前半生的形象和流行文化相合，后半生则与其相背。后半生的白居易兼顾尽责循吏和风流太守的形象，在厌官和中隐间协调，既具有知足之乐，又具有达人之智。作为地方官吏的白居易，不忘体恤民情，尽力尽责，常有“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的思想。杭州白堤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标记。但白居易也常有“迎送宾客懒，鞭挞黎庶难”（《自咏五首》之一）的思想，厌弃官场的倾轧和是非，但难免不身处其中。因而便产生“莫遣是非分作界，须教吏隐合为心”（《郡西亭偶咏》）的思想，其《中隐》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以仕代耕的中隐思想。这样的白居易常常具有知足之乐，达人之智，他本人也有这方面的自觉，《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一文集中论述了达人的思想。但白居易后半生的观念及自觉的形象却并没有改变流行文化对他的认识，流行文化依然将其定格在“白舍人”的形象上。查教授例举了白居易之后的杜牧、徐寅、徐铉等人的文章著作中对白舍人称谓的使用，并特别举出徐铉《稽神录》中一很有文采的陈姓人被乡里称为“陈白舍人”的例子作说明。
但宋人对白居易的形象的接受和唐人便有很大的不同。宋人认识的不再仅仅是诗家妙手、科场达人，更多的则是一个快乐通达的老人形象。这体现在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和白傅称号的流行；体现在《香山九老图》在宋代的流行（《九老图》在宋元成为为老人祝寿的通行礼品）；体现在尚齿会习俗的形成和广泛流行。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和苏轼《醉白堂记》对宋人认识白居易的形象均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针对唐宋白居易形象的不同，查教授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不仅从唐宋书籍传播印刷、阅读接受的角度做了分析，更从科举文化在唐宋的转型以及职业官僚文化的个性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唐代社会等级制度依然森严，而科举的人数又少，一旦中举，会对社会阶层的等级有重要影响。而宋代等级制度、贵族阶层基本消失，世俗阶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科举人数又多，所以科举在宋代基本成为士人生存、出仕的工具，科举也相对稍显功利化、低俗化，传为宋真宗《劝学歌》所唱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便是这方面的体现。不仅如此，宋代官僚阶层也借科举逐渐职业化。而最初集中体现这种职业官僚文化个性的便是白居易，其《题座隅》、《闲适》等诗均有体现。白居易晚年的形象也就成了科举出仕的职业官僚的宋人的精神偶像。白居易唐宋形象的变迁体现出唐宋转型、唐宋变革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最后查教授进一步论述了唐宋转型。指出在内藤湖南之前，中国学者对此也已有认识，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序》及严复《与熊纯如书》（第五十二封）等均有所体现。同时查教授也指出日人的论述较古人更为详细、系统。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屠友祥教授对査教授的讲座内容有进一步总结，并感谢查教授的精彩分享。此后同学们分别就唐代流行文化，宋代民间与上层士人接受白居易的异同关系，日本人与唐代人接受白居易的异同，唐宋转型以及白居易文学创作形式的前后变异等方面积极提问。查教授一一作了详尽的解答，并特别提出唐宋转型方面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日野开三郎、张广达等学者的研究，为同学学习唐宋转型提供了研究线索。查教授以白居易唐宋形象的变迁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讨论唐宋变革的文学史影响的大问题，具有典型的方法论意义，受到了在场老师、同学的热烈欢迎。